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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粪工人,在2022的首都

即使在平均房价约10万一平方米的(de)北京二环内,还有一群抽粪工人(ren)。

每天或每两天,在几乎固定的(de)时间(shijian)点,抽粪车挤进北京城里的(de)胡同,寻找那个塞在墙根或一辆电动三轮下的(de)圆形粪井。有大姐从公厕的(de)门冒出个头问,“之前那个小伙子呢?”“他(ta)请病假了。”工人(ren)说。有街坊补一句:“他(ta)腰椎间盘突出。”一只大狗直立起半身,在亲昵地嗅抽粪车司机的(de)手。

来抽粪的(de)是(shi)头发灰白的(de)老师傅、30岁出头的(de)退伍军人(ren)、戴着棒球帽画着绿色眼影的(de)年轻女人(ren),或者从郊区密云坐两个小时车进城打工的(de)中年人(ren)。

百年里,从马车、三轮车、一米多宽的(de)581型抽粪车,再到现在宽3米承重近3吨的(de)抽粪车。

胡同和粪便清运工人(ren)塑造了彼此:抽粪车量着胡同宽窄设(she)计,居民的(de)房子“恨不得量着车轱辘”盖。北京东城区环卫中心时传祥所一共有42个抽粪工人(ren),他(ta)们(men)多由于“稳定”和“习惯”做了抽粪工,就这样,十几年、甚至几十年,和北京胡同生活绑在了一起。

胡同是(shi)“讲情的(de)地方”

付晨今年30出头,干抽粪工有10年了,是(shi)时传祥青年班班长,一次干活时,他(ta)听到路过的(de)男人(ren)对(dui)孩子说,“看见没,不好(hao)好(hao)学习以后就干这个”。付晨说,“我(wo)这个也是(shi)退伍分配的(de)。”“不会吧,退伍就分这个啊?”

实际上,在抽粪这件事上,机器留给人(ren)的(de)部分已经不多了。一个抽粪工人(ren)抽干一个粪井里的(de)3吨粪水只需要7-10分钟,更多的(de)时间(shijian),他(ta)们(men)在挪车、腾路、和街坊打交道。

胡同狭窄,人(ren)均居住面积小,有的(de)15平方米平房仍住着祖孙三代。电动车常顺着胡同停上左右两排,抽粪车塞不进去。电动三轮、汽车会压在粪井上,而主人(ren)上班去了。有时,废纸板、煤气罐、破沙发也堆放在各家门口。谁家修房顶了,建(jian)筑垃圾就在地上堆成一片。狭窄的(de)胡同再容不下一点争吵了。

在这个单位,约定俗成的(de)规矩是(shi),不管发生什么,都不能和居民吵架。工人(ren)们(men)遇到不少委屈。早上去抽粪,有人(ren)说机器声太响,把人(ren)吵醒了。中午去,有人(ren)在吃饭:“哎呦怎么这点来啊?臭不臭啊。”上学上班高峰期去,车在路口,四面马上堵上了十辆电动车。有人(ren)冲着抽粪车跳着脚啐唾沫,司机一边生气,一边直想笑。时间(shijian)长了,工人(ren)们(men)掌握了每条胡同的(de)生活时间(shijian)表,尽可能错开麻烦。

三八女子抽粪班副班长陈颖说,自己是(shi)“让老百姓给骂出来的(de)”。抽粪的(de)空间都没有“那么痛快的(de)”。最窄的(de)地方,抽粪车两边的(de)后视(shi)镜都要折进去,盲开。陈颖记得一位曾住在李村胡同的(de)老爷子,七八十岁了,摆了个摊在胡同修自行车,“说话特别艮(北京方言,指过于认真、没有弹性)”。每次去抽粪,需要他(ta)挪开摊位,他(ta)都不配合。还说过“我(wo)就不给你(ni)挪,除非我(wo)死了。”陈颖只能“天天嬉皮笑脸哄大爷”,一天要花两个小时在这耗,“好(hao)大爷,亲大爷”。相处了一年,大爷才服软了,“你(ni)看这丫头老来”“嗨,得了,老来”。

那段时间(shijian)付晨也跑那个工作段。有一次,这个大爷说抽粪车把地面压坏了,找付晨要点水泥,付晨给端来了,结果大爷用这水泥在家门口垒了台阶,原本刚好(hao)能通过的(de)抽粪车更难通行了,不免蹭掉了台阶上一角的(de)水泥。大爷又拿这个说事。付晨又端来工具,帮他(ta)把台阶抹上。“人(ren)心都是(shi)肉长的(de)。”那次之后,他(ta)们(men)的(de)关系微妙地好(hao)转了。

后来那片胡同拆迁,老人(ren)搬走了,付晨还有点想他(ta)。“后来想想他(ta)也挺可怜的(de)”,一个人(ren)住在胡同里,那么大年纪了还要修车。付晨觉得有的(de)人(ren)“看见环卫工人(ren)好(hao)像挺来气的(de)”,他(ta)想或许是(shi)因为,有的(de)在逼仄平房生活的(de)老百姓,本身对(dui)生活工作有怨气,只能找环卫工人(ren)抱怨。

三八女子抽粪班班长李萌刚工作几个月时,被一个卖菜的(de)大姐在胳膊上狠狠咬过一口,流了血,肉都翻开了。

那个菜的(de)摊位刚好(hao)把井盖盖住,那个粪井是(shi)死井,一天不抽就可能会冒出来。但大姐不愿意挪开,摆出一副自己被欺负了的(de)架势,争执中,叫李萌“屎壳郎”。这对(dui)李萌是(shi)巨大的(de)冲击,她(ta)没想到别人(ren)是(shi)这么看自己的(de)。一位买菜的(de)奶奶帮她(ta)报了警。警察来了,协商让大姐赔款1000元。大姐说,自己家里很困难,儿媳妇智力有问题。李萌看她(ta)拿出1000元都很难,就说算了。

后来,这样的(de)生活成了常态:不小心把街坊衣架搞断了,找个铁丝、绳子,第二天给拴上。晾晒在粪井上方的(de)被子,要在作业时小心折起来,干完活再拉开。挡路的(de)电动车,挪开后再一个个放回原位。街坊不爱听“哎”,就把“叔叔大妈大爷”叫得勤点。胡同不是(shi)讲理,是(shi)“讲情的(de)地方”。胡同里老年人(ren)多,“天长日久的(de)”,软化了。

即使经常见面,抽粪工人(ren)和街坊之间彼此也不知道姓名,留在记忆中的(de)只有几个代号,“刘大妈”“马奶奶”“张大爷”。

李萌如今是(shi)二十大党代表、“五一劳动奖章”获得者,但她(ta)的(de)第一个荣誉让她(ta)最难忘。那是(shi)2015年某一天,她(ta)接到一个电话(dianhua),说她(ta)获了“北京榜样”称号,让她(ta)来电视(shi)台领奖。李萌觉得“骗子吧”,反复说,“我(wo)没有报名,怎么会得奖”。

对(dui)方说,“老百姓给你(ni)报上去,投票选出来的(de)”。李萌这样稀里糊涂去领了奖。

他(ta)们(men)稳在了这个岗位上

如今,机器留给抽粪工人(ren)的(de)活只剩这么几步:用一根铁棍把十几斤的(de)井盖钩开,从抽粪车拉出一根两三米长、直径50多公分的(de)灰黑色橡胶管子,插进粪井2-3米深的(de)粪水里。

在抽粪车的(de)轰鸣声中,工人(ren)喊几嗓子,驾驶员老搭档就默契地听懂了,按下抽粪泵,粪管“簌簌”地往上吸。工人(ren)要做的(de),是(shi)抱或踩着管子,让抽粪管上下左右晃动,以把漂在水上的(de)粪抽得更干净。

粪管有十几斤,加压并抽满粪水时则有百斤重。管子放得深还是(shi)浅,怎么趁着加减压的(de)力道、用“巧劲儿”哈着腰去控制,是(shi)抽粪最难的(de)部分。工作时间(shijian)久,工人(ren)们(men)多落下腰病,天一凉就腰疼。

最初的(de)日子是(shi)难熬的(de)。2013年,1981年出生的(de)陈颖刚来这上班,因为不熟练,有次撤管子时粪便溅到额头、口罩上,她(ta)第一反应是(shi)立刻要回队(dui)里洗澡,“我(wo)得全身上下都要洗干净了”。

12年前,21岁的(de)李萌退伍来到这,第一天干活,把当天吃的(de)早饭吐了出来。

干了11年的(de)临时工李雪云起初干活时倒没觉得恶心,但晚上回家,看见饭就想到粪井里的(de)画面,第一周没怎么吃下去饭。

59岁的(de)朱敏冬却觉得现在的(de)工人(ren)“可真是(shi)享福了”。1983年他(ta)参加工作,抽粪车是(shi)581、130型汽车改造的(de),“傻大黑”,不好(hao)看,粪管上没有现在的(de)秤杆和摇臂,不能向抽粪车四个方向伸展,他(ta)们(men)要抱着管子满处跑。以前在抽粪车里,夏天热,冬天灌冷风,车门“哐哐当当”关不牢,都用铁丝拴着。

朱敏冬说,那时候他(ta)们(men)看起来“跟叫花子似的(de)”,一人(ren)只有一身蓝色劳动布的(de)工作服和一身棉衣,没有换洗的(de)。棉大衣上破着洞,棉花往外飞。干活时热,衣服直接放在地上,干完活拿起来继续穿。

1980年,他(ta)高中毕业,正赶上大批知青返城,工作难求,大批人(ren)在社会上游荡。他(ta)干了3年临时工,干冶金、建(jian)筑,后来好(hao)不容易才得到进抽粪班的(de)机会。尽管从婚恋市场来看,抽粪工确实处于社会底层——找对(dui)象“起码要是(shi)百货商场、电子管厂、纺织厂的(de)”,但他(ta)看重这个单位是(shi)“这全民(所有制)的(de)”,很稳定。来了之后,他(ta)生怕犯错误丢工作,“没这工作得干临时工去”。

比起“为人(ren)民服务(fuwu)”“宁愿一人(ren)脏,换来万家净”的(de)口号,实在的(de)生存压力把朱敏冬稳在了这个岗位上。他(ta)想的(de)是(shi),没工作就没饭吃,“你(ni)如果说我(wo)(当时)有什么远大目标还,那是(shi)胡说八道。”

编制、稳定,也吸引着后来的(de)年轻人(ren)。2012年,青年班班长付晨退伍时,面对(dui)邮政、铁路等其他(ta)的(de)分配机会,因为环卫有“稳定”的(de)事业编而选择了这里。他(ta)在云南边境当了两年兵,想离家近点,不想漂泊了,邮政和铁路,总觉得要“四处乱窜似的(de)”。

东城区环卫中心的(de)时传祥所只招北京人(ren),单位里北京味儿浓。付晨从小在老北京胡同长大,现在结了婚,住在东五环外的(de)楼房里。他(ta)没有购房压力,一个月七八千元工资够花,他(ta)喜欢露营,前后花了4万买装备,周末在星光虫鸣间拉个幕布看电影。

陈颖以前干过销售,觉得这工作稳定,且比销售有社会价值。干抽粪工不耽误她(ta)爱美,几乎每天上班她(ta)都化妆,隔几个月还做次美甲。去年冬天她(ta)做过一次拉皮手术,曾包着一半的(de)脸来抽粪。

李海英和陈艳明每天要从郊区密云坐2小时公交来上班,但还是(shi)觉得这比过去的(de)工作轻松多了。她(ta)们(men)来自密云农村。陈艳明说,地里的(de)农活儿干起来是(shi)没头的(de),抽粪则是(shi)按时上下班。李海英在珠宝柜台干过销售、在服装厂打过工,觉得抽粪工作压力不太大,收入也可以。把固定的(de)活干完,别的(de)不用想。

朱敏冬坚信一条求职规律,“干什么都有一定的(de)范围”,人(ren)要在自己的(de)圈子里找工作,“进不去别人(ren)的(de)圈子。”问起为什么没考虑过送外卖,李海英说,“如果身边有人(ren)送外卖,或许也会去送外卖,主要是(shi)身边没有。”

临时工李雪云在孩子10岁后,经人(ren)介绍来了抽粪班,这是(shi)她(ta)第一份也是(shi)唯一一份工作。她(ta)干了11年,每月就拿3000多工资。

起初,娘家人(ren)不同意她(ta)干这个,觉得“不好(hao)听”,但“什么事都是(shi)个习惯”,习惯了就能干下去。李雪云挂着银色耳坠,花1500元纹了眼线,早上会认真给自己准备一份加了鸡蛋、火腿、豆芽、青菜的(de)炒米线。她(ta)把小熊、小兔子贴画贴在常期跟的(de)抽粪车上。

李雪云有种老北京混不吝的(de)气质,她(ta)觉得和密云过来的(de)姐妹相比,她(ta)的(de)手更软,因为没干过什么活。她(ta)每天把卫生纸叠得整整齐齐,压进透明塑料袋、再放进环卫服的(de)兜里。这是(shi)大大咧咧的(de)她(ta)的(de)一点小心思,她(ta)觉得接触的(de)东西脏,不愿意把纸直接揣兜里。

比起过去,抽粪已经不算很“脏”了

但比起过去,抽粪已经不算很“脏”了。

现在的(de)厕所“把源头掐了去味儿了”,粪井里的(de)味道越来越小。朱敏冬年轻时,公共厕所是(shi)水泥砌的(de),冲水设(she)备未普及,不少厕所连水管都没有,粪便多用尿液冲下去,没有水的(de)稀释,粪井里的(de)粪便浓稠。“比浆糊都稠,那才叫粪呐!”

胡同越拆越少,一个工作段上的(de)粪井从几十个,降到了十几个,工作量几乎减半。30年前,朱敏冬在时传祥青年班时,一个人(ren)要负责三四十个厕所,抽粪车每天要跑满110公里。那时候的(de)胡同又细又长、一栽进去就是(shi)几公里出不来。现在这样的(de)连片胡同难寻,一百多米已经算深的(de)了。

罗连江在东城区的(de)公共厕所做保洁员十几年,感觉厕所卫生要求越来越严,“不能有一点积粪”,他(ta)平时只有吃饭能进值班室坐着,要不断进去清洁。不光担心检查,还担心厕所使用者扫码投诉。洁厕灵、84消毒液,各种清洁用品不断顺着马桶流进粪井,压住了部分异味。过去,残疾人(ren)如厕位虽然有,但很随意,现在越来越正规。公共厕所地面从水泥改为防滑的(de)水磨石。过去很多厕所是(shi)一排蹲坑,后来加上了隔板,然后隔板前面又安上了门。

30年过去,为减少粪管堵塞,抽粪管从直径30厘米拓宽到50多厘米,进入厕所的(de)东西却“相当细化了”。朱敏冬刚工作时,拉开粪井,能看见白菜疙瘩、烂鱼头、鸡脑袋,还有当手纸用的(de)报纸。那时候下水系统不完善,老百姓什么都往厕所倒。于是(shi),抽粪管经常被堵住,要用钩子拉、用手掏。现在,粪井里尽管仍有卫生纸、卫生巾、矿泉水瓶,但固体垃圾已经大大减少。

在东城环卫中心时传祥所,单位的(de)车10年报废一批,朱敏冬开报废了3批,明年他(ta)就要退休了。

他(ta)见证了最后一代背粪工人(ren)的(de)消失。那时他(ta)20多岁,胡同里还有约10%的(de)部分家庭在使用户厕,这样的(de)户厕多是(shi)旱厕,在深宅大院里,车进不去。于是(shi)单位还有四五个老师傅在干掏粪、背粪的(de)活,骑着三轮车,背个带半盖的(de)黑色高粪桶,拿个勺子像舀水一样把粪挖进桶里,背在肩上,骑着三轮转悠出来,把粪倒在粪井里。那样的(de)厕所里,阳光暴晒下粪便发酵,有有害气体,蛆虫和老鼠到处爬。老师傅们(men)一个月多拿30块钱补贴。

随着胡同宅子里户厕的(de)消失,背粪工人(ren)在东城环卫中心也消失不见了。

胡同变了,厕所变了,工作还会再变吗

在更大的(de)范围里,朱敏冬也觉得“什么都变了。”他(ta)刚工作时,北京二环外都是(shi)菜地。他(ta)跟着抽粪车,把从前门地区胡同粪井拉出的(de)粪,卸到二环外农民菜地的(de)粪坑里,农民要花钱买。

后来,城市一圈一圈变大,卸粪的(de)菜地越来越远了,从二环到四环,再到大兴。那时候,抽粪工人(ren)处于城市里的(de)底层,找对(dui)象难,但站在菜地前的(de)粪坑边,会有人(ren)打听“小伙子,找对(dui)象了吗?”他(ta)们(men)那一代人(ren)抽粪工人(ren),不少和农民家的(de)姑娘结了婚。

上世纪90年代后期,抽粪车的(de)目的(de)地从农村变成了城里垃圾处理厂。那时候车少,路窄,路面不是(shi)柏油,而是(shi)灰土或砂石的(de),一下雨,市区也泥泞不堪,“不像现在,黄土不露天”。虽然路上车少,但由于路况车况限制,当时的(de)抽粪车最多只能开到60迈。

朱敏冬最忙的(de)是(shi)新世纪交替时的(de)几年,他(ta)从抽粪班到了三产办公室,参与创收。他(ta)们(men)公布了热线,向市民提供改造厕所、修化粪池等有偿服务(fuwu)。那时候的(de)老崇文区,“就像一大工地”,到处都在拆建(jian)。根据甲方的(de)需求,他(ta)们(men)把后轿式粪坑改成化粪池、把厕所路面铺上瓷砖、增加厕所坑位、改造蹲便器。

朱敏冬是(shi)胡同里长大的(de),他(ta)怀念过去的(de)生活,“那时候多好(hao)啊,其乐融融”。他(ta)们(men)家的(de)平房在上世纪80年代末拆迁,上世纪90年代初建(jian)成了北京游乐园,他(ta)的(de)家就在游乐园的(de)大摩天轮底下。后来游乐园拆了,建(jian)成龙潭湖公园,放进去时传祥纪念馆。这时他(ta)已经搬到了六环外。

过去在胡同里,晚上睡觉前,大人(ren)要冲着院子喊一嗓子,“孩子指不定在哪个爷爷奶奶屋呢”。那时候,家家炒一个菜能吃上5个,人(ren)们(men)也特意把菜做得多些。街坊会吵架,但多是(shi)因为孩子闹矛盾,说几句好(hao)听话就过去了,“不记仇”。那时候的(de)菜不用化肥,味道浓,自己家过年切根黄瓜,一个院都能闻见。“你(ni)说社会进步了吗。”朱敏冬觉得社会的(de)人(ren)情味越来越淡。

付晨也觉得现在的(de)北京没有“北京味儿”了,“北京人(ren)都不知道去哪了。”他(ta)理解的(de)北京味儿,是(shi)《贫嘴张大民的(de)幸福生活》里的(de)生活气息,是(shi)胡同里见面打交道寒暄的(de)一套对(dui)话,“干嘛呢您”“吃了没您”。

今年,罗连江患了脑梗,住院了两周,换来一个难得的(de)假期。从医院出来,他(ta)专门跑到永外一片胡同,找过去住在公共厕所门口的(de)一家人(ren)。他(ta)以前在这个厕所做保洁,他(ta)和这家“开20路的(de)哥们(men)儿”已经3年没见了。他(ta)发现那片胡同不少房屋已经围了起来,走进那个院子,他(ta)得知自己的(de)老朋友,被他(ta)称为“那谁”的(de)人(ren),已经搬到大红门附近。至今他(ta)们(men)也不知道彼此叫什么。

李萌家里还住着三合院,但这片胡同也与过去大大不同了。过去在街边站成一排聊天的(de)老人(ren),现在有的(de)已经不在了。小时候她(ta)站在院子里,能看到北京站的(de)城楼,听见鸽哨。现在高楼大厦把城楼挡住了,声音也消失不见。

马上要退休了,目睹过太多变化的(de)朱敏冬总跟身边年轻同事说,“你(ni)现在在这单位干这抽粪工,换个单位有饭吃吗?”

他(ta)觉得会有一天,行业也会变,化粪池能实现自动化的(de)粪便处理,“谁还用你(ni)抽粪?你(ni)不就下岗了?”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郭玉洁文并摄 来源:中国青年报 【编辑:田博群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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